给百姓带来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。
海瑞一生都以“圣人”自居，视他人为“病人”，但也被他人视为“病人”。海瑞到底是“圣人”还是“病人”？乔治奥威尔评价甘地说：接近圣人之境的人，往往是可怕的！至于“清官”，真正的救时人
曾国藩说：余平生以享大名为忧，若清廉之名，尤恐折福也……
较之于曾国藩，海瑞只有成名，没有成功。曾国藩的救时，就在于他不像海瑞那样
持活在自己的太祖时代！
左光斗：朋党之争的牺牲品
明代官场上的争斗，常见的是一
“温柔风”：互相给对手
“
”，对手掉坑里，大戏差不多就落幕了。到了天启年间，朋党之间的斗法风格陡转：魏忠贤一气逮了六个东林党人，清代著名作家方苞在《左忠毅公逸事》
，叙述了其的左光斗。锦衣卫诏狱之，左光斗“席地倚墙而坐，面额焦烂不可辨，左膝以，
骨尽脱矣……”“温柔风”不再，“酷烈风”骤起，杨涟、左光斗、袁化、魏大、周朝瑞、顾大章等“东林六君”，没有一个活着
来。
文章大家方苞，作品多以细节取胜，《左忠毅公逸事》
期
选教科书，左光斗也由此广为人知。而这位明末的著名忠臣左光斗，则有着更多的细节与微观，信息量
大而意味
……
一、家风
左光斗（1575-1625），字共之，又字遗直，号浮邱，又号苍屿，南直隶桐城县东乡（今枞
县横埠镇）人，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三甲第九十一名
士。左光斗现在明季官场，只有十八年。
官场十八年，左光斗默默无闻的时间达十二年。左光斗初授
阁书舍人，官从七品。书舍人只有副
级，不仅职级很低，也谈不上权力。明代的书舍人隶属阁书科，
的是公文起草之类事务，阁的“通知”要写，皇帝的圣旨也写。但是，公文的意见都是“领导”的，书舍人的职责就是把它们变成文字，不能写错别字，不能把“领导”的意思
错、反。
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左光斗擢御史台候命。这一候，就是六年。直到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，左光斗才正式担任浙江左
监察御史。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，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，又晋大理寺少卿。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。左光斗官场上的最后六年，始终都在执法、执纪的岗位上。
正是在这
位上，左光斗呈现官场“角斗士”的风格。泰昌元年（1620年），明光宗暴毙，左光斗将光宗的
妃、天启帝的养母李选侍骂得狗血
。
多事，人人自危，唯有左光斗等少数官员敢于。左光斗这官场风格，像是职业风格，更重要的还是源于“家风”。
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，清史馆总纂
其昶《桐城耆旧传》，载有左麟一则故事：明初桐城县的“芦课”（即芦苇税）十分繁重，桐城“芦课”集在左光斗的家乡东乡，普通税
本
不起。治百姓苦不堪言，桐城县官也心知肚明，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因为税赋是朝廷
定的，县邑本级无权减免，定的税赋必须依册征缴。与其得罪上司，不如得罪百姓，桐城县令为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，只得
收。仍不能完税的，便关县狱打，左麟的左邻右舍，常因此被关桐城县狱。
左光斗的祖上比较富裕，自家不存在不起税的问题，但乡亲经常因不起税被关受刑，左麟就看不去了。与妻一商量，脆掏钱替乡亲们垫上。可需垫税的乡民实在太多，更要命的是这一年的“芦课”问题解决了，新一年的“芦课”问题又来了，左家就算有百万家财也不够啊！百姓还是纳不，县官照旧打人、关人，左麟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。左麟怒不可遏，收拾行李，直接京找皇帝告御状去了。
明初大力倡导上访直诉，老百姓认为地方上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京，地方官谁阻拦理谁。老百姓说得对，皇帝有赏赐，所以明初老百姓押着地方官京的事都有，地方官不敢轻易欺负老百姓，社会秩序恢复得也快。
但是，上访直诉制度的设计也有问题：国家这么大，事无细都由最
统治者来公断，这量也实在太大了，没有什么可持续
。后来设了“门槛”，《大明律》规定：未经地方政府理直接京申告，越诉者“笞五十”，然后再受理。这招特有意思，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，明显太委曲，可又打不过人家，怎么办？理论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，但前提得先接受这五十大板，
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。为“一耳光”的事挨“五十板”，事主觉得不划算，不如自己咽一
气。
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京上访，显然是知这个利害的，这“笞五十”来，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会是什么后果。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，自愿替主人领受了“笞五十”——左恩偷了主人的状，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。“笞五十”来，左恩果然一命呜呼。左恩死后，左麟见到了明宪宗，当面向其陈述桐城“芦课”实
，明宪宗“允奏，减课额十之三”。
仅仅因为看不去，便
了这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。为了这场京上访，左家耗银近万两，外加一条人命。
二、乡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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