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大崩溃 - 第5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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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面对大潜山,金河穿而过,圩基包括面占地近百亩。四周墙,设有碉堡、炮台和吊桥,有亭院楼阁、园假山、小桥廊、池塘木,以及仓库、米房和库等,规模浩大,盛极一时。圩还修有一座六角亭,该亭四面环,石桥相通,专门用来放置西周著名青铜——虢季白盘。这是刘麻常州后,从太平天国护王府缴获的战利品。这件宝后来成了刘家的传家宝。

    刘铭传解甲后,曾撰过两副庙联。一联是:

    十载河东,十载河西,相皆成幻;

    一时向上,一时向外功名总是空。

    一联是:

    万侯,何足哉!听钟鼓数声,唤醒四方名利客;

    三生约,信非虚也!借蒲团一块,寄将七尺

    从这些诗联的信息以及他大兴土木、寄田园的况看,刘铭传好像已经看破红尘,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,实则不然。刘铭传向来是一个大事的人,他心雄万夫,志存远,虽布衣,起于行伍,与科举无缘,但书读得并不少。史料说他“少读书,喜奇略”,诸如“医药、壬奇、占候、堪舆、五行之书”,无不涉猎,“尤好兵家言”,可见其所学甚博。他还于诗文,著有《大潜山房诗钞》,曾国藩为之作序,称其诗有小杜、苏、黄豪侠之风,如同其用兵“横厉捷,不主故常”。因此,刘铭传虽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,但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,报国之志,家国怀,骨髓,渗于血脉。他曾叹曰:“生不爵,死不谥,非夫也!”意思是说,生不封爵,死不加谥,不能算是大丈夫。因此,像他这样怀远大抱负之人又岂会看破红尘,把国事置之度外呢?

    事实上,在赋闲期间,刘铭传一也未闲着。他购置了许多西方报刊、译作,同时认真阅读国史籍,“静研外得失”,密切关注着国家安危。他的座上宾多是一些思想开明、心怀忧患的蹈之士,如吴汝纶、其昶、薛福成、陈宝琛、徐等。这些在国近代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。那段时间,边疆危机纷至沓来,国家并不安宁。每每谈起敌国外患,刘铭传便到匹夫有责,大志难伸,于酒酣耳之际,更是捺不住,绪激奋昂扬。有一次宴会,他拍案而起说:“公等识之,国不变西法,罢科举,火六例案,速开学校,译西书,以励人才,不十年,事不可为矣!”

    光绪六年(1880年),伊犁事变发生,西北边陲告急,朝廷用人之际,李鸿章觉得机会来了,便向朝廷保荐刘铭传山。可刘铭传一到北京,便放了一炮——上了一《筹造铁路以图自折》,立时蜂窝,引起轩然大波。最后,他的奏折被否定,刘铭传心里窝了一肚火,既失望又气愤,于是一拍,再次打回府,过起了隐居生活。

    这一过,又是将近四年。直到法战争爆发,他才又重新山。

    1882年5月30日,法军侵越南东京(今河)。越南是国的西南邻,且“久列藩封”,已二百余年。法国的行动不仅是对宗主国的挑衅,而且对国西南边陲的稳定直接造成了威胁。6月初,清政府兵越南,法对抗,一即发。

    此后两年多时间里,法两国打打谈谈,谈谈打打,直到观音桥事变发生后,战争才全面升级。

    观音桥事变发生在1884年6月23日。原先两国战只在越南境,观音桥事变后,法军决定开辟第二战场,把战火烧向国本土。随着局势危迫,朝廷“需材孔亟”,而宿将元勋凋零已稀。在这,朝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。

    其实,早在一年前的5月,涉相持不时,李鸿章就提起用刘铭传,打算令其调募数营,统带前往粤西,作为后路援军。可朝廷没有上采纳李的意见。9月间,朝廷指示李鸿章,如法人肆意要挟,和局难保,必须好开战的准备。

    于是,李鸿章再次提起用刘铭传,称刘主动请缨,表示愿率旧万人赴越作战。并说当时驻扎在天津的刘盛休,驻防江、吴淞的唐定奎、吴宏洛各营,均为刘之旧,堪称“久经大敌,素称劲旅”。

    朝廷闻奏,指示李鸿章“悉心酌度”,并未立即达任命。转过年来,局势越发张。就在观音桥之战发生前两个月,即1884年4月11日,朝廷终于达了起用刘铭传的谕旨。谕旨云:

    前直隶提督刘铭传,统兵有年,威望素著。前患目疾,谅已就痊。现值时事艰难,需材孔亟。着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,以资任使,毋稍迟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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