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大崩溃 - 第4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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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年),朝廷便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,节制直、鲁、豫、鄂、皖五省兵,目的就是要他迅速扑灭“捻患”。

    僧格林沁的蒙古队,号称天无敌。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,占尽优势,令人生畏,捻军一开始也受制,损失惨重。然而,当捻军行重组、改变战术之后,僧格林沁开始遇到了新问题。这个新问题就是:你有,我也有;你能跑,我也能跑。可跑与跑却不一样,一个是主动跑,一个是被动跑。捻军占据主动。他们想走就走,想打就打,忽东忽西,形踪飘忽,往来迅疾,而僧王爷只能跟在后边,被他们牵着鼻走,整天东奔西突,疲于奔命。

    捻军的战术很明确,就是利用骑善走的特,“以走疲敌”。这一来,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。可傲慢自大的僧王爷却不服这气,他心里想,我堂堂蒙古队能跑不过你们这些匪?我还不信了!于是,一到底,穷追不舍,不达目的,誓不罢休。

    有人劝他不能这么蛮队会被拖垮的。僧格林沁大怒,抖着胡须骂:“你这是扰军心,他人志气,再说一句,看本王爷宰了你不可!”说着,刀,劈倒了边的一棵小树。众人一看这阵势,都吓得闭上嘴,不敢再劝了。

    于是,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去。

    可捻军并非老鼠。他们也不是吃素的,瞅准了机会便会反咬一。他们常常在运动寻找战机,利用有利地形,其不意,突施冷拳。不打则已,一打便是正着。等到清军大赶到时,他们又倏忽而去,再次不见踪影。如此一来,僧王爷疲于奔命,吃尽了苦,一败邓州,再败南,三败鲁山,损兵折将,死伤无数。

    朝廷非常失望。两有一次召见恭王爷,问起战事。

    太后说:“听说僧王又吃败仗了?”

    恭王答:“正是。”

    太后说:“蒙古队不是厉害吗?为什么灭不了捻匪?”

    恭王答:“捻匪极其狡诈。”

    太后叹了一气,说:“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?”

    恭王无语。

    于是,便有了调用曾国藩的打算。

    其实,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。同治元年(1862年)以后,湘、淮军渐成气候,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,朝廷隐约到了不安。在这,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,以此达到与湘、淮军的平衡。和、向荣先后死去,当时朝有实力、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。其最有名的一个是僧格林沁,一个是胜保。可这两人,无论军功和地位,后者都无法望前者项背。因此,朝廷蓄意扶持僧格林沁。同治元年(1862年),命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(比曾国藩还要多一省),就是要拿他制约曾国藩。而一向傲慢自大的僧王爷也从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放在里。他曾放言说,若论战斗力弱,“皖军为上,豫军次之,楚军(湘军)为”。这明摆着是在贬低老曾。

    同治三年(1864年),天京陷落后,对于清王朝来说,形势一片大好。尽捻军还在扑腾,但在当权者看来不过是小鱼小虾,已不足为患,一鼓平,只是早晚之事。相反,倒是曾国藩的湘、淮军羽翼渐丰,成了一块心病。因此,天京一破,朝廷便开始了大规模裁军,其重当然是要撤裁湘、淮军。然而,对于僧格林沁的队不仅不裁,反倒不断补充增加,其用意不言自明。

    可是,僧格林沁太不争气,北方捻军越闹越大,他却束手无策。朝廷打算派曾国藩前来,这让他脸面无光,而最气人的是,曾国藩的话还说得难听。他说,湖北已有僧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官文两大钦差,再派他去,实无必要,且三个钦差“萃于一隅”,岂不要让“贼匪”轻视?言外之意,一是耻笑僧格林沁和官文无能,四百里两大钦差,厚集重兵,却拿捻军毫无办法;二是真要我去也行,另两位得走人,否则三大钦差挤在一块,还不够丢人现的哩!

    僧王简直气坏了!可气归气,现状却无法改变。就在朝廷调曾国藩时,捻军已离开湖北,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。接着,他们又在河南接二连三地重创了僧格林沁所。1865年3月间,捻军忽然北上,由黄河故山东,数日之便穿越曹县、菏泽、定陶、郓城、野、济宁等地,直直隶边境。朝廷诏痛责僧格林沁无能,说他“玩寇纵敌”,任捻北来,僧王爷一肚委屈,却有苦说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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