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也！”
最后，谭嗣同提
与袁世凯共同盟誓。袁世凯从之，两人北向而拜，共同盟誓。
以上文字简直就像一
惊险小说。袁克文为文多夸张，且意在为其父涂脂抹粉。不过，从诸多材料看，袁世凯那天夜里并未拒绝谭嗣同的请求。据《南海康先生传》
说，当谭提到杀荣禄时，袁世凯说：“杀荣禄如一死狗耳！”不过，在
行动办法上，他提自己的兵
都在小站，离京二百多里，行动起来，恐走漏风声。他说，最好的办法是，天津阅兵时，皇上驰
我营，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诛讨逆臣。
袁世凯这样说，实际上是在应付谭嗣同。事后袁世凯也不否认。他说，谭嗣同是天
近臣，不能得罪，当时只能“多方应付”，先把他支走。9月20日（八月初五），即谭嗣同来访的第二天，在向光绪请训之后，袁世凯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。他必须
抉择，要么站在皇上一边，要么站在太后一边。现在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必须
清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，而且不允许有丝毫偏差。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，一场拿
命作筹码的赌博。经过反复权衡，他最后把赌注
到了太后一边。接去便发生了告密的事。
关于告密，袁世凯自己有两
说法：
其一，是袁世凯的日记。他说，初五日请训，退即赴车站。抵天津时日已落，即前往谒荣相（即荣禄），略述
。这时叶祖珪（原靖远舰
带）等人先后来访，只好约以明早再详谈。次日，他把详告之荣相。荣相失
，大呼冤枉。是晚，荣相找他去，示训政之电，方知政变已经发生了。
从日记看，袁世凯初五回津见到荣禄，但向荣禄告密却是在初六。而在初六这一天，政变已经发生了。也就是说，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。
其二，是袁世凯致其兄世勋的信。在信，他说接旨后颇觉
退两难，不奉诏是欺君逆旨，若提兵
禁太后，是助君为不孝，逮捕荣相，是以怨报德。终夜彷徨。此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，直至天明，决意提兵京，见机而行。及抵京师，屯兵城外，孑
，面见皇上，授余密诏，捕拿太后羽党，荣相列首名。余只得唯唯而退。行近门，正遇荣相，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，弟被
辞穷，只得以实详告。荣相立带弟颐和园面奏太后。此非弟之卖君求荣，实缘荣相是余恩师，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，断送维新六君之生命，弟之过也。
以上两说法，前后自相矛盾。显然，袁世凯并没有说真话。他始终在为自己开脱，结果前后不一，难以自圆其说。
不过，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研究认为，袁世凯告密是实，但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也是事实。虽然袁世凯辩解称，他是初六向荣禄报告详，这一说法可能有假，因为这么重要的事他不可能拖到第二天才报告。但是，政变发生当日，即初六日，太后的第一
命令是捉拿康有为、康广仁等，而且罪名是“结党营私，莠言
政”。直到三日后，即初九日才令捉拿策动袁世凯、杀荣围园的谭嗣同。由此推断，太后在政变当天可能还不知“杀荣围园”之事，否则不会拖至初九日才令捉拿谭嗣同。因此，政变初六日爆发很可能是太后预定的行动，而与袁世凯告密无关。此说不无理。
然而，不论告密在前还是在后，告密却是事实，这一
无法改变。尽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这场豪赌，袁世凯赢得前途，却失去了义。这件事在以后很
时间里，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他在不同场合里反复为自己辩解，而且每一次的说法都有，据说他还修改过他的日记。这样的目的是想把自己从耻辱解脱来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越抹越黑。
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，在荣禄的保荐，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。这个结果与他戊戌告密，获得荣禄信任不无关系。几个月后，庚事变发生了，八国联军打国，驻扎在京津一带的清军主力尽数崩溃。荣禄统领的亲兵被消灭，聂士成战死，董福祥溃败，玉昆和姜桂题的队也溃不成军。这时候，偏安山东的袁世凯却因祸得福。由于远离战场，他统领的北洋陆军得以完整保存，转
间便一跃成为清帝国的“第一武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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