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首诗是林旭写给谭嗣同的，诗
对袁世凯的不信任。可后来谭嗣同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。因为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康有为在
的大
分维新人士的支持。于是，最后的宝便押到了袁世凯
上。
本初（袁）健者莫轻言。
9月18日（八月初三）夜，即皇上两次召见袁氏之间，谭嗣同曾来袁世凯
榻的法华寺，与他
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。据袁世凯《戊戌日记》说，这次谈话的要
是，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兵救驾，杀荣禄，围颐和园。
愿为公歌千里草（董），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戊戌变法发生。随着变法的
，帝后两党开始尖锐对立。9月间，形势骤然
张。一时间，言四起，说是太后要借天津阅兵，废皇上为庶人，另立年幼的端王之
，并由太后训政。早在这之前，太后已有懿旨，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，节制驻扎的近畿陆军聂士成、董福祥和袁世凯。此举目的当然再明白不过，就是要控制近畿队，以防范帝党。
为了拉拢袁世凯，在政变发生前，光绪皇帝曾两次召见过袁世凯。第一次是9月16日（八月初一）。这次召见“为时颇久，所言皆系国政腐败，必须极力推行新政之语”。谈话行到最后，光绪问袁世凯：“如果我
给你统领军队的职责，你能忠于朕吗？”袁世凯答：“臣当尽力报答皇上之恩，一息尚存，必思效枕。”于是，光绪皇帝为之欣然，随即了一
谕旨，越级提
袁世凯为侍郎候补。
山。这个靠山便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。1895年4月，丧权辱国的《
关条约》签订，朝野上要求改革的呼声变得越来越
烈，而军事改革则首当其冲。不久，清政府决定组练新式陆军，消息灵通的袁世凯便多方活动，并很快达到了目的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十月，军机
上奏保荐袁世凯任督练新军的重任。在奏折，督办军务王大臣对袁世凯评价颇
，有“浙江温袁世凯，朴实勇敢，晓畅军机，前驻朝鲜甚有声望”等语。奏折上去后，批复当天就来了。谕云：“据督办军务王大臣奏，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，国试练洋队，大抵参用西法，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，需款浩繁，若无实际，将成虚掷。温袁世凯，即经王大臣等奏派，即着派令督率创办，一切饷章，着照拟支发。该当思筹饷、变法匪易，其严加训练，事事
实，倘仍蹈勇营习气，惟该是问。懔之！慎之！”
谭嗣同说：“我自有挟制之法，皇上不能不准。”
袁克文在《三十年闻见行录》写，谭嗣同拿密诏后，他父亲袁世凯起初沉
了一，谭嗣同忽然站起，自袖掏短枪指着袁世凯问：“公肯奉诏吧？如肯，望立行，不肯也快说，为什么迟疑？”
谭嗣同说：“皇上有大难，非公不能救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想初五奏明皇上，让你初五请训，到时面付朱谕一，令你带本兵开赴天津，见到荣禄，即朱谕宣读，就地正法。然后，让你代直隶总督，传谕僚属，张挂告示，布告荣禄大逆罪状，并封锁电局、铁路，迅速京，派一半兵围颐和园，一半兵守
，大事可定。”
谭嗣同听了这话，脸
和语气便和缓来，也笑：“我知公忠贞，必无他志。刚才是试公胆量，果然真豪杰也！盼速奉诏行事，免生他变。荣禄这个逆贼
，千万不能被他察觉。大事定后，公富贵不可
说这话时，谭嗣同语调严厉，目光
人。袁世凯并不慌张，微笑而答：“帝诏怎敢违？不是我迟疑，实是在考虑如何执行。”
第二次召见是在9月20日（八月初五），即政变发生前一天。这次召见是袁世凯离京前向光绪皇帝请训。关于此次召见的容，有关史料较大。一
说法是，光绪在与袁氏谈话时，面付朱谕，令他回天津，先到天津督署抓荣禄，然后星夜带兵都，围颐和园，
禁太后。为了袁氏执行命令方便，光绪还特地赐他一支小箭，以作凭证。
这谕旨，对于小站练兵是
有历史
的；对于袁世凯来说，也是有历史的。据曾在北洋军任级军职的张联棻回忆说，袁世凯最初在小站练兵时，规模并不算大，新建陆军总数不过七千人，但由于当时我国缺乏军事人才，随着腐朽的绿营兵的淘汰，新建陆军就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。不久，袁世凯又以新建陆军为基础扩编北洋六镇，所有的级军官都自小站。以后，随着北洋军力量的扩张，小站的军人就布满了全国，无形之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，为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打了基础。
事后，袁世凯在给其兄世勋的信曾说，当我听谭嗣同说到“挟制”二字，立时“不寒而栗”。为何如此？因为挟制，便有迫皇上的意思。皇权时代，这事可是大逆不，一旦败后果不堪设想。袁世凯当然
到害怕。
应该说，小站练兵成就了袁世凯，也成就了一个汉人统帅。枪杆与印把从来就是连在一起的。小站练兵使袁世凯牢牢地抓住了兵权，而凭借手上的兵权，他也开始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。
然而，袁世凯对谭的说法并不认可。因为他手的新军只有七千余人，而京津董福祥、聂士成，加之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及北京神机各旗营，力量对比悬殊。哪能那么轻易就“大事可定”？但谭嗣同是皇上边的近臣，他也不能得罪，只好虚与委蛇，推托说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不能草率决定。再说你今夜请旨，皇上也未必允准。”
对以上两说法，袁世凯自己说法不一。他曾公开表示皇上没有面付朱谕，而在给其兄世勋的信又有“面见皇上，授于密诏”之句。究竟哪一个是实话，不得而知。
西太后的举动使帝党到大为不安。为了保全光绪，确保变法成功，维新派认为必须争取军队的支持。在当时驻扎近畿的三支军队，他们行了比较分析。康有为原先想用驻扎芦台的聂士成，但被认为并不可行。林旭主张用董福祥，而谭嗣同则力主用袁世凯。两人为此还产生了分歧。林旭当时有诗云：
至于皇上两次召见，一般认为这是维新诸臣刻意安排的结果。他们是想让袁世凯明白，这件事是有皇上支持的，他尽可放手去
。而对袁氏来说，短短几天竟两次蒙召，实为难得的殊荣。不过，此时的袁世凯也在风
浪尖，何去何从，必须
抉择。然而，这个抉择并不轻松。从资料分析，袁世凯当时的心
颇为复杂。面对帝后两党，这站队事关重大，一旦站错了则万劫不复。
后来，谭嗣同为了给袁世凯打气，便拿了皇上9月14日的密诏给袁世凯看，这更加重了袁的疑惑：一是密诏未用朱笔，而是黑笔所书；二是诏并没有杀荣围园的意思。对此他提质疑，谭嗣同解释说，朱谕现在在杨锐手，这份是林旭抄给他看的，原诏杀荣围园都写得很明确，云云。
另一说法是，那次召见为时较短，光绪只是对袁说：“你练兵甚好，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。”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别有意，好像暗示袁世凯，他的军队可以不听荣禄的指挥，至于面授朱谕，杀荣围园，皇上并未说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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