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仰
是浙江景宁人，据说与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为同乡，并由吕介绍加
光复会。他在被捕后被押送南京，两江总督端方派人严加讯问。在酷刑拷打之
，叶仰供
了会
机密，包括一些党员的别名和隐号。他还供称，有一个叫“光汉
”的人已打安庆官场。
6月上旬，陈伯平和
宗汉同至安庆，住在徐锡麟公馆，日夜谋划。是月22日和24日，他们又先后来到上海，与秋瑾见面。然而，秋瑾却带来一个坏消息。原来，绍兴会党袭文不待命令擅自行动，提前召集台州义军发动起义。这一来，不仅打
了原定的起义计划，而且引起了官府的警觉。浙江各地开始加
戒备，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。秋瑾担心计划暴
，要伯平、宗汉立即返回安庆，告之徐锡麟，约定将起义时间提前，改回7月6日举行，届时两地同时发难。
端方在获知叶仰的供词后，便密电安庆，将叶供的
况和党人名单发给安徽巡抚恩铭令其查办。恩铭接电后，当即把巡警
会办徐锡麟找来商量。庆幸的是，恩铭并未对徐产生怀疑，但徐锡麟看到电报后却大吃一惊。因为供的党人名单位列第一的就是他的隐号“光汉”。
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原定于1907年7月8日举行，这比徐锡麟与秋瑾事先约定的7月6日起义时间推迟了两天，但徐锡麟认为晚几天不是问题，况且事已至此，只能如此。
就在起义箭在弦上，
锣密鼓
行之时，7月1日，又传来一个坏消息：光复会员叶仰在上海被侦缉队抓捕。
徐锡麟起先颇
张，但他很快发现恩铭并不知
“光汉”是谁，这才镇定来，向恩铭保证他将迅速查清此事。从恩铭退后，他便急召陈伯平、宗汉前来商讨对策，认为
时机迫，不容再作迟疑，应该上起义，以免受制于人。他计划先杀恩铭，尔后举义旗。
“光汉”就是徐锡麟的隐号。光复军成立时，为了隐秘起见，有意仿效会党，将组织统一编成十六级，以一首七绝诗为标记。诗曰：“黄祸源溯浙江
，为我原汉族豪。不使满胡留片甲，轩辕依旧是天骄。”诗的前十六个字就代表了十六个级别。“黄”字为最级，指首领徐锡麟；“祸”字次之，为协领秋瑾；“源”字再次之，为分统王金发等人；以逐一类推。另外，每个人还有一个别号或隐名。这些别号或隐名，在会友函件往来及对外活动时使用。叶仰虽然不知“光汉”的真名实姓，但他提供的报还是引起了官府的警觉。
之后，徐锡麟返回学堂召集少数学生讲话。这些学生大多是徐锡麟平时秘密联络的一些拥护革命的学生，其包括凌孔彰。徐的讲话大意是，明天是本会办带领同学起义救国之日，师生都要同心协力，患难与共。同学有难，本会办当披发缨冠而救，本会办有难，诸同学也应披发缨冠而救。可以说，这次讲话是举事前的一次小范围的动员。可惜的是，徐锡麟讲得并不明白，而且他满
浙江土话，许多学生也没有全
听懂。
7月5日，徐锡麟将请帖送至巡抚衙门。不巧的是，7月8日这一天，恩铭已有安排。原来这一天是他的总文案张次山老母七旬寿辰，他要前往祝寿。张次山是恩铭的亲信幕僚，两人为结拜兄弟，关系甚洽。恩铭对张母素执晚辈礼，逢此大寿必躬亲叩贺。于是，恩铭提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两天，至7月6日举行。虽然这与徐锡麟和秋瑾原先约定的起义时间合拍，但却打了徐锡麟制定的计划。因为提前两天，便意味着举事将在次日行，这显然过于仓促，不仅给起义准备带来了困难，而且原定的响应也来不及发动。徐锡麟试图说服恩铭改变主意，他向恩铭报告说，提前举行，为期太促，恐不及准备，希望仍
原定日程行。可恩铭却不同意，他传学堂收支委员顾松询问，顾的回答却与徐锡麟相反。他说各事早已安排齐备，完全可以提前举行。这一来，徐锡麟只好接受恩铭的意见，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至第二天举行。
据跟随徐锡麟发难的巡警学堂学生凌孔彰回忆，徐锡麟在安庆地区的起义原有周密的计划。当时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分甲、乙两班，每班招收学生二百人，训练三个月为一期，甲班毕业后再开始乙班训练。徐锡麟原计划在甲班学生毕业后，把这批毕业生分
至各军警机关工作，开展秘密活动，等乙班学生毕业后再利用毕业典礼机会发难。没曾想叶仰叛变打了计划。现在，由于恩铭临时改变典礼时间，使举事时间再一次提前，这又一次打了徐锡麟的署。
至于
计划，他们也
了安排。徐锡麟提借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大会之机，邀请恩铭席，然后以枪击杀，乘势举义，大事可成。计划制定后，徐锡麟一边派陈伯平、宗汉前往浙江通知秋瑾，一边去上海添置手枪、赶印起事文告等。
尽
如此，徐锡麟仍然决定
去。回去后，他急召集骨在安庆对江大渡附近的芦苇丛开会，布置起义任务。由于临时改期，原先约好的同志一时无法联络，而有些同志由于关系尚浅，不便告知，真正能够召集的人十分有限。据凌孔彰回忆说，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新军六十一标的分军官。这一说法得到了时在安庆新军当兵的杨士的印证。杨在回忆说，徐锡麟举事时，“事前与新军革命党人本有联系，因为临时改期，新军来不及响应，以致失败”。好在这一天，陈伯平和宗汉从上海抵达了安庆。尽时间迫，事仓促，但与会同志们的绪依然很振奋。会上，众人一起喝了
血酒，并对天盟誓，纷纷表示要义无反顾，献
革命，同心同德，永不背叛。
是日晚上，徐锡麟和陈伯平、宗汉一起度过了一个张而忙碌的不眠之夜。陈伯平连夜起草了《光复军告示》，历数清政府
罪恶，号召人们“誓扫妖氛，图共和之幸福”。徐锡麟审定了文告，并拟了几条“杀律”。其有“遇满人者杀”“遇汉
者杀”等。最后，他取五支手枪分发给陈、二人。据宗汉供词称，那枪“约六七寸
，每枪装（弹）五粒，陈伯平拿一支枪，将（弹）安放好，递给我藏在上，又将枪一盒（给我），其余四支枪是徐锡麟、陈伯平分带上”。
忙完这一切之后，
党。从此，他们三人的命运便地拴在了一起。
陈伯平、宗汉都表示赞同。他们一起分析了形势，对前景到乐观。理由是：一来浙江方面已经准备妥当，可以呼应；二来安庆兵力空虚，机不可失。当时，安徽常备军有两标，其第一标主要是训练，未发枪械；第二标均为招来的新兵，战斗力不。此外，缉捕巡防各队也兵力不足，至于绿营更是不堪一击。此局面于对举事来说十分有利。
晚清革命党起义多数依靠军队和会党，而且多数是仓促上阵，缺乏严密的组织
和纪律。这起义成功的概率很小，包括孙山、黄兴发动的多次起义都概莫能外。徐锡麟发动的这次起义也是如此，而且直到起义即将发动时，计划还在一变再变。更为糟糕的是，他在起义的指挥上缺乏周密的署，只依靠少数人，且大而化之、
率之甚多，这也是导致起义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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